六、结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提倡“新学”的学术背景之下,无论是人类学或音乐学,也无论是中国或西方的这两个学术领域,一方面,仅从学科的学术理念及研究方法本身及其发展过程来看[29],由关注形态学向关注语义学及文化语境[30]、由描述性分析向阐析性分析的方向拓展,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向。对此,“东、西”、“中、外”皆然,这里面较少涉及东方和西方,中国和外国的区分。另一方面,则因具体研究对象其性质和特征的差异以及接受学术信息的渠道畅通与否,而在研究实践层面存在着国际化与地方化(或本土化)、主流与支流、中心与边缘等音乐文化的分布特点。换言之,在音乐民族志的学术研究观念及方法论上,中国与西方学术界之间,大家都曾经经历过相似的渐进的阶段过程,然在西方的同类理论方法中,这个问题被人们在认识上领先一步,并且更早做出了应对抉择。在中国传统音乐学界,经过近20年的发展,形态学———音乐本体研究与文化学(文化语境)研究、描述性分析与阐释性(或解释性)分析等具二元对立结构特征的学术研究方法在中外学术界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互补及合流趋向。此外,由民族音乐志到音乐民族志,由“采风”到“田野考察”(或实地考察),在方法论上也的确经历了一个从整体上看有明显的发展变迁痕迹,在某些核心理论部分则逐渐臻于完善的过程,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原载：《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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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eeger, Anthony. 1991“Styles of Musical Ethnography.” Comparative Musicology and Anthropology o f Music: Essays on the History o f Ethnomusicology, edited by Bruno Nettl and Philip V.Bhl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② 人类学者及民族音乐学者视其为本学科学生的“通过仪礼”(Rite of passege)。
③ 笔者在同业者中戏称:这是“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原教旨主义'”。
④ 参见沈洽:《民族音乐志的架构》,《艺苑》,1985年,总11期,第11- 18页。
⑤ 具体内容可参见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⑥ 转引自[美]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⑦ 同上。
⑧ Krader, Barbara. 1980“Ethnomusicology.” New Grove Dictionary o f Music and Musicians. ed. S. Sadie, Loondon:Mac-millan.
⑨ Nettl, Bruno.The Study o f Ethnomusicology: Twenty- nine Issues and Concept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pp.131- 132.
[10]汤亚汀:《Ethnomusicology:80年代以来的十种新趋势》,《中国音乐年鉴》,1992年,第257- 262页。
[11]此早期、中期、后期三者的时间段划分也适用于后文提及的同类分期因素。
[12]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 f Cultures. New York:Basic Books1973,p.5.
[13]此处及后文的分期及时间段同前文有关“描写方式”段落中的划分。
[14]参见克利福德·吉尔兹,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15]这种做法并非中国学界独有,与西方早期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观念和方法颇具有一致性。
[16]Merriam, Alan P. The Anthropology o f Music. Evanston, Ill.: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33.
[17]王海龙:《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格利夫德.吉尔兹著,王海龙译《地方性知识》(导论部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 27页。
[18]较早的代表性成果如沈洽:《基诺人关于音乐的概念行为模式及其文化内涵》(一份关于基诺人“音乐观念”的调查报告)(载
王镇华等主编《中华音乐风采录》1994:286- 305,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近年来此类研究成果则日益渐多。
[19]按照热奈特(Gérard Gen)的说法,这是文学理论中同“跨文本性”,或“文本的超验性”相关的五种具体表现之一,涉及体裁、题材、方式、形式及其他方面的决定因素。进一步说,“广义文本无所不在,存在于文本之上、之下、周围、文本只有从这里或那里把自己的经纬与广义文本的网络联结在一起,才能编织它。”([法]热奈特:《隐迹文本:第二等级的文学(节译)》,《热奈特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68- 80页)。
[20]一种观念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多种本文的综合体,而这些本文自身又是另外一些本文的综合,人类学家则需倾全力去确切地解读本文的本质”(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 f Cultures. New York:Basic Books,1973, p.14,452)。
[21]Widdess,Richard.“ 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In 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Helen Myers, New York
and London:W.W. Norton&Company, 1992,pp.219- 237.
[22]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M. J.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Illino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48.
[23]Widdess,Richard.“ 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In Ethnomusicology:An Introduction. Edited by Helen Myers, New York
and London:W.W. Norton&Company, 1992,pp.219- 237.
[24]Merriam, Alan P. The Anthropology o f Music. Evanston, Ill.: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4.p.7- 8.
[25]马尔库斯、费彻尔著;王铭铭等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86]年,第30页。
[26]这里并不排除一些学者本身具“局内”(如本民族、本群体)身份因素的情况。由于已事实上形成了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文化身份转换,该类学者在文化角色上也必然有一个“重入(局内)”的过程。
[27]Merriam,Alan P.“Definitions of'Comparative Musicology'and'Ethnomusicology:An Historica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Ethnomusicology,1977, 21:189- 204.
[28]陈铭道:《近年民族音乐学的新突破》,载《民族音乐文论选萃》,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第185- 2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