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音乐现状与问题评析-学术专栏-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网

中国当下音乐现状与问题评析

浏览次数：1432 时间：2017-12-28 15: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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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云峰（中央音乐学院）

    摘要：近年来，中国音乐总体发展迅速、形势喜人，局部略显迟滞、波澜不惊：音乐创作中西杂糅、体裁（题材）渐广，但佳作不多。音乐表演一片繁荣，但泡沫依旧。音乐研究全面开花，但突围艰难。音乐教育全面集结，但也乱象丛生。音乐评论热闹非凡，但问题多多，积重难返。音乐交易呼之欲出，但线上交易或版权意识仍显疲弱。
    关键词：音乐现状；问题评析；抛砖引玉

        应约本稿真乃印证了“知其难为而为之”这句老话——宏大选题仅万字稿约的结果可想而知：或挂一漏万，或蜻蜓点水，犹如瞎子摸象……
        近年来，中国音乐界在学习、贯彻、落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特别是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的同时，亦在“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讴歌时代，表达心声，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1]。
       当下，中国音乐总体大事不断、好事连连，催人奋进；局部冷热不均、问题不少，积重难返。本文拟扼要陈述：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研究、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交易现状并评析于后。
一、音乐创作
      【创作现状】真能引起国内外同业关注的作品不多，这可从歌剧、交响乐、电影音乐、民族音乐、流行音乐几方面的创作现状窥斑见豹。
       第一，歌剧创演。仍以北京、上海、广州三“重镇”为龙头，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2]。就团体而言，国家大剧院依然领跑全国。从《西施》（2009）《山村女教师》（2009），到《赵氏孤儿》（2011）、《运河谣》（2012）《骆驼祥子》（2014）《冰山上的来客》（2014）、《日出》（2015）、《这里的黎明静悄悄》（2015）、《方志敏》（2015）反响热烈，2016年10月公演的原创歌剧《长征》，更可谓人气爆棚、一票难求。总的看，上述作品各领风骚、各得其所；就个人而言，有作曲家的歌剧以量抢眼，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国家大剧院）之后，《鉴真东渡》（江苏省委宣传部）、《运之河》（国家大剧院）、《郑和》（江苏演艺）竞相上演；在歌剧市场受众培育与创作人才培养方面，“国家大剧院2014世界歌剧院发展论坛”“经典艺术讲堂”（2014年配合推出“百场歌剧普及活动出剧院”活动），中央音乐学院近年推出的“中国室内歌剧创作推动计划”值得看好。
       近年，国外有关中国题材歌剧的创作，盛宗亮[3]可谓一枝独秀，《红楼梦》（英语版）在美国芝加哥的上演即为明证。2016年9月10日，美国旧金山歌剧院首演了《红楼梦》（编剧黄哲伦、导演赖声川、服装设计叶锦添以及诸多亚裔歌唱家）。《洛杉矶时报》音乐评论家马克·斯维德（Mark Swed）认为：“歌剧制作具有典型的中国歌剧的全部特征……此次制作中大部分演员都是来自亚洲，都是科班出身的西方歌剧表演者。石倚洁是一位富有魅力的男高音，20多岁的他风华正茂，只是出演如此多情的角色对他而言略显牵强，在乏善可陈的芭蕾陪伴下更是如此。韩裔歌唱家Pureum Jo扮演的黛玉端庄靓丽，但她在第二幕开头的大段咏叹调却像在演普契尼歌剧中的女主角，身躯羸弱而苦楚连连……”[4]虽然好评有限，但这毕竟这是一个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初步尝试，值得肯定。
       第二，交响乐创演。“老姜”的作品常演常新，其中有两个现象仍然值得关注：第一是鲍元恺[5]现象值得深入研究[6]。首先是“洋为中用”到“中为洋用”创作过程值得研究[7]。其次是“人写、写人、为人写”[8]的创作理念值得肯定。最后是《炎黄风情》25年来的跨文化传播值得重视。25年来，此部作品在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由国内外各大著名交响乐团久演不衰，得到广泛传播，其成为国内外上演最多的中国作品。第二是王西麟[9]现象仍然持续。首先是作品[10]（其作品一直“饱受争议”），从弦乐四重奏(Op.1,1961)和第一交响曲(Op.2，1962)，再到《云南音诗》(Op.3，1963)，直至《第三交响曲》（Op.26，1990）均如此。其次是个性，“最富个性”作曲家的“头衔”曾使他头破血流，但更为“特立独行”[11]。有人说他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以至常读常新，例如其成名曲《火把节》（1963）一直以来备受听众欢迎，亦常被单独演出，迄今已在20多个国家60多个城市上演，是国内外演出最多的中国作品之一。
       第三，电影音乐创作。赵季平的创作仍然无人能撼动其“标杆”（领袖）地位。自1984年为电影《黄土地》作曲以来，他先后为40余部影片作曲，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大阅兵》《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等，许多配乐在国内、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无数，成为我国目前电影音乐界获奖最多、奖次最高的音乐家[12]。个中成就与心得，均源于其“我是从民族民间音乐创作中走出来的，我认为中国音乐的创作应该致力于发扬民族的东西，这是一个指向，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13]创作理念与定位。值得业内深思。
       第四，民族音乐创作。逐步走向各自（表演形式）的成熟。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代年轻作曲家正茁壮成长，例如2014年第三届“新绎杯”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乐作品评奖中，一批40岁上下的青年人榜上有名。另一方面，专家们也就民乐创作展开过系列研讨，例如“我们需要怎样的民乐作品？应该倡导何种风格的民乐创作？应该鼓励什么样的创作实践？民乐如何承续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和民族文化熠熠发光的传统？作品如何创新，又如何面对当下纷繁喧嚣的现代社会？”在2016年第三届“华乐论坛”上屡被提及；中国作曲家应当一只手伸向传统，学到传统的神韵，另一只手伸向最现代的各种技法，能够娴熟运用，而非生吞活剥。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刘锡津说：“作品具有中国人文精神关怀，才有深度和厚度。中国有13 亿人口，聪明的作曲家总是在寻找老百姓渴望的东西。”此次论坛，聚集了百余位来自海内外的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评论家及艺术院团长，较为集中地探讨了民族音乐创作、表演的前沿话题，让原本专为“新绎杯”青年作曲家民族管弦乐获奖作品的研讨延伸到了新的深度，也体现出民乐界有识之士的热忱与忧思[14]。
       第五，流行音乐创作。佳作不多但也偶有亮点。近年，中国流行音乐创作逐渐上轨，民族化元素逐渐增多。创作者将中国元素“通过歌词、作曲、编曲、配器等方式融入其中,形成了独具中国风格的流行音乐样式”[15]。例如崔健摇滚30年就让人眼前一亮。有评论说：……现在的崔健，依然戴着帽子，但不再“歪着脖子，斜眼看人”，他保持微笑，宽容平和。这种真诚恰如人们对流行音乐的尊重和平等，不再排斥，也不再捧喝[16]。在电视选秀方面业内人士指出：流行音乐表演中的真人秀虽然红红火火，但原创缺失、新人断档，不免产生审美疲劳。最近推出的几档音乐节目另辟蹊径，更多的综艺元素引起关注……说起音乐真人秀，观众首先想到的无非是“唱功”“音色”，但近期陆续亮相的多档音乐真人秀摒弃了传统的竞演和选秀模式，以“猜”代“听”，为音乐类综艺节目注入了新鲜感[17]。
      【问题评析】当下中国音乐创作总体疲软，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原”作品不多，“高峰”作品奇缺。简析如后：首先是音乐创作整体“疲软”但原因多种多样。例如作品委约、演出、版权保护等相关机制尚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创作者的主动和热情。加之优秀作品选拔制度，历来严重缺乏“国家在场”机制（此指高端、大气并且具有典型和示范意义的评奖机制），而多为自娱自乐的“自我品评”（此指仅限于区域、院团、院校或行业协会的评奖方式），因而最终只能产生自我标榜、固步自封的结果。二是音乐创作似止步不前。即具有中国气派的作品不多，许多作品“小家子”情趣浓郁，“裹小脚”心态不减，致使心境浮燥的现状仍将持续。三是创作者较多孤芳自赏。在圈内，要么自娱自乐，要么占山为王，极个别者称“帝”心态溢于言表，甚至雏具不可一世之感。四是有些创作偶尔“赶活儿”（仅歌剧为例）。众所周知，歌剧的创作周期、生产周期都偏长，歌剧涉及的艺术部门偏多，所以一部歌剧上演之后，想再修改是较难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歌剧的创作，尤其是音乐创作，像是“赶活儿”了[18]。
      总的看，中国音乐创作在老一辈作曲家逐步迈向成熟的同时，新一批年轻作曲家呼之欲出、前景光明。他们的成长均先后得益于各个音乐院校的人才培养、发现或提携机制，例如上海音乐学院的“百川奖”作曲比赛、中央音乐学院的中国“ConTempo”新室内乐作曲比赛、中国音乐学院的“中国之声”作曲比赛等。

二、音乐表演
      【表演现状】音乐表演节庆众多，繁荣热闹，从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获悉，2016年北京市演出市场规模再次扩大，票房收入突破17亿元，比上年增加10.7%。其中，演唱会、音乐会、马戏、相声等演出收入增长迅速，增幅都在10%以上[19]。2014年北京举办的“阳光杯”第一届青少年民族乐团艺术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3个乐团参加，通过音乐会、展演比赛、指挥专家课、器乐专家课、青少年民族管弦乐团发展论坛等活动为广大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交流学习的艺术之门。”[20]由中国音协主办的系列“小金钟”民乐赛事，在普及民乐的同时也发现了不少好的苗子，为日后专业演奏人才的培养储备了后备力量。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是民乐表演受到重视。其间，各专业院校成为民族音乐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胡琴艺术节”“弹拨音乐节”，中国音乐学院“中国弓弦艺术节”，上海音乐学院“当代古琴音乐周”等的举办，在推动民族器乐的表演、创作、理论研究以及乐器改革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1]。二是交响乐培育稳步前行。以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为代表的老牌乐团平稳发展。各地方交响乐团的发展更接地气，例如2014 年以来各院团的公益性演出、室内乐普及音乐会、“经典音乐进校园”等公益性演出逐年递增，在国民社会文化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三是歌剧创演逐日加温。近年来，歌剧市场依旧是“你方唱罢我登场”[22]。第二届中国歌剧节（武汉）以及国家大剧院歌剧节、天津大剧院国际歌剧舞剧节、天桥音乐剧演出季等相继举办，为当下热闹的歌剧市场添砖加瓦。四是旅游演艺全面提速。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态纷纷提速前提下，依附于此类业态的演出虽显得轰轰烈烈。印象系列、原生态系列、千古情系列、再见与又见系列等，可谓各领风骚；实景演出与驻场演相互呼应，使得诸多犄角旮旯一夜走红。
       【问题评析】同质化、标准化严重，地域性、民族性、个性逐渐消失。期间，选秀类节目令中文原创音乐市场雪上加霜。这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得到明证。其一，音乐选秀独领风骚。2016十一期间，央视《中国民歌大会》隆重登场，在给广大民歌爱好者带来新的视听体验之同时，其泛娱乐化的价值导向值得商榷[23]。再如个别栏目不尊重“非遗”的现象愈演愈烈，个别节目至《非遗法》而不顾。为此有专家批评：……节目就是拿非物质文化遗产说事儿。而我们国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就有一条：不能够任意地改变、篡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导演编导学法吗？不懂法没有关系，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有个理解，有个起码的敬畏之心！我们国家保护“非遗”的政策应该知道吧？第一条就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你拿非遗来配合你的流行音乐，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给流行歌手垫底儿，这绝对是错误的。你可以用法语、意大利语、用世界语，用宇宙语唱，都可以，但“非遗”就是“非遗”，渔鼓就是渔鼓，你没权利篡改[24]。还有节目策划志趣低下，哗众取宠或取悦、娱乐受众的倾向值得警惕。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电视“海选”方式，也能产生诸多轰动效应而取得不俗的经济效益。一些选手通过此种形式一夜走红，得到了广大受众的喜爱与追捧，并且已经成为流行乐坛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流行音乐“流水线”批量化的“平民歌手”，也以其多元的演唱方式与唱腔表达，为相对单一、乏味并“大一统”的演唱方式提供了几多“终结”的选择。而就流行音乐而言，只有更加大众化、生活化并依法有序发展，才是其真正的出路。其二，网络音乐问题不少。网络音乐“三俗”遍存、“恶搞”严重。前者如“民歌风后遗症”的流俗、“庸贱内容表述”的媚俗、“粗鄙化倾向”的恶俗；后者寓意对社会的反讽、经典的颠覆、历史的戏说、对传统的不屑[25]。其三，传统音乐举步维艰。例如京津冀佛教音乐节，云南洞经古乐、西安鼓乐等的展演均门可罗雀，每每演员堪比观众还多；近日媒体微传，文化大省山东临沂市平邑县对传统丧葬殡仪民俗的“一刀切”改革，使得该县部分民间艺人，甚至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焚器坑谱”并且“金盆洗手”。其四，古典音乐弱性辉煌。以交响乐为代表的西方古典音乐市场，除国家大剧院等少数机构（乐团）收支略为持平外，大多数仍然沿袭负债经营的老路，要么国家采购、要么包场惠民。当然，其间也不排除受众群单一狭窄、普而未及等原因。其五，民族歌剧创作前景横亘。综观近年眼熟剧目，其“产量虽多，然成色不足。既叫好又叫座、在业内和观众中均获好评的作品依然不多。就一度创作而言，如何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我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为主要创作导向，如何让剧本既引人入胜又符合音乐戏剧表现规律，如何创作出优美如歌、过耳成诵的主题歌或咏叹调，如何解决好汉语宣叙调的腔词关系，如何从源远流长的传统艺术中汲取养料，通过文化基因的‘转换与嫁接'，使作为‘舶来品'的歌剧音乐剧与中国观众在审美和文化层面上进一步产生共鸣等等，依然是横亘在当下创作者面前的紧迫问题。” [26]在剧场管理及使用方面有报告说，我国“现有2400多家剧院，其中从事舞台表演的专业剧场只有873家。而这873家中，每年坚持演出50场以上的不足一半，每年演出十几场二十几场的约占30%，剩余的20%演出数量很少或已改作它用。”[27]近日，在2016青岛国际剧院论坛暨舞台艺术与管理大师班开幕式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朱克宁给出了此组让与会嘉宾惊讶的数据。
       总的看，音乐表演虽一片繁荣但泡沫依旧。此仅以原创歌剧为例，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旧是量过于质、大而无当，有乐评人曾撰文指出：“中国原创歌剧创作存在‘三大顽疾’，即贪大求洋、厚古薄今、争快求速。其认为，几年后‘三大顽疾’似无改观，某些方面甚至愈演愈烈，有悖歌剧创作规律的粗制滥造触目惊心”[28]。

三、音乐研究
      【研究现状】音乐研究纵横捭阖、成绩斐然。第一，中外音乐学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例如北京《第二届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传播高端论坛》（2015.12）、《第九届亚太地区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2016.05)，上海的《第24届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专题研讨》等。第二，国内学术会议另辟蹊径。例如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2014.7贵阳）、音乐学论坛（2014.9中国院）、中国音乐文化史学术研讨会（2015.8艺术研究院音研所）、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研讨会（2015.5沈阳）、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会议（2015.10北京）、中国民族音乐学反思与建构学术研讨会（2015.11 南艺）、内蒙古首届草原音乐文化博士论坛（2015.11 呼市）、、历史与田野：中国礼俗仪式音乐学术研讨会（2016.10北京）、音乐评论学会年会（2016.11南宁）、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年会（2016.11宁德）等等。第三，音乐研究活动纷繁。近年来，主办者在“办会”方法上亦进行过多种尝试并也有所突破，例如“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29]在遵守传统的办会惯例基础上，还将学术展演、学术研讨、学术典藏、英才扶持、走进殿堂、走进高校等计划相互衔接，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教学、研究、保护、传承、鉴赏、品评等提供鲜活的经典案例。
【问题评析】一是攀附求洋舍近求远。理论方法崇洋媚外，研究范式日趋式微。最近有学者提出反思，倡导理性看待并且反思“民族音乐学”概念及方法在“引进”30年所带来的现实后果，切忌Eth-no-musicology（警惕音乐理论学科的“去音乐化”倾向）。亦有研究者提倡：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音乐，应该“用自己的嘴说自己的话”[30]……二是会务繁杂实效难觅。学术会议主题重复且大会小会不断、假话空话套话盛行。例如每年的11-12月（财务封帐期），既是各类会议“扎堆”竞艳的高发期，也是“会虫”们举杯叙旧的畅饮期。对此类无奈之举，有学者戏书对联：（上联）年底会多谨防文山会海并重复人力物力，（下联）真说假说慎听重复说教且浪费纳税资源，（横批）重复浪费；（上联）防火防盗防烂会，（下联）真说假说重复说，（横批）慎做会虫……时政常说，空谈误国、实干兴帮，此借改曰：空谈误事、实干兴学；孔子曾留遗训曰“吾之所悟，授于尔等，切记：践行者盛，空叙者萎。”值得自勉、共勉与反思。三是课题立项不清不明。科研课题设置与申报问题多多，“发包商”（各级管理机构）与既得利益者（集团）或相互勾连、或分账计费的事也时有发生。就总体而言，首先是研究课题重复、死活僵尸兼顾。所谓“做死”的课题——即做一次就再无下文的科研（乐种、歌种、专题）课题，例如某些国家级“音乐类非物遗”项目就属此类；所谓“做活”的课题——即永远与时具进，可谓“百做不烂、做烂不死，做死不腐”的课题，诸如重复申报并且屡屡获批的课题，此类课题给国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所谓“僵尸”课题——即应时应景唤醒并“随叫随到、为我所用”的课题，亦指长期休眠的课题。此类课题真正可谓“做而不死，死而不腐，腐而不朽”。上例几方面尤以：彝族“四大声腔”、侗族大歌、十二木卡姆艺术、长调与呼麦、西北花儿、福建南音、十番古乐、昆曲、古琴、西安鼓乐、云南洞经音乐（尤以个旧、昆明、大理、保山、德宏等）等几十年一贯制的经费投入与选题重复最为典型。四是非遗保护喜忧参半。一是对民间仪式的过度解读后患无穷——在大江南北许多地方，民间（民俗）仪式俨然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展示地域文化特色的利器。有些地区，成为吸引旅游者眼球的主要卖点和手段。例如在云南，几乎所有民族的各级各类传统祭祀仪式均被打造成为节日庆典[31]，无形中使之变质约定民俗或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二是对民俗活动的粗暴重构将催其去真存伪——例如多民族萨满仪式、纳西族东巴仪式、多民族洞经仪式……对非遗项目的盲目拓展将伤其筋骨，加之保护与传承意识薄弱，发展与产业意识强烈终将改变其故有的民俗根基。三是对传承人传承现状的考察可谓五味杂陈——例如，传承人不做传承，传承点只顾经营，传承项目只讲盈利，现代元素充斥耳目（例如：流行说唱的“rap”与多声部“和声”的普遍使用）等。四是各类传统音乐由传承渐次变异传授——前者主动自然（各种生态所致），后者被动扭曲（各种心态所致）。
       就总体而言，音乐类“非遗”雾里看花现象依旧延续——个别专家反映，许多地区非遗项目尚未“专款专用”或被挪做他用，有的传承人变身电视达人、会议商标；音乐类“非遗”水中望月现状仍然持续——没有督查机构，缺乏应有的退出机制等，都是造成此种后果的直接原因。借此，我们建议对某些音乐类“非议”应做加减乘除——即个别项目做“加法”；传承人甄别做“减法”；四级名录体系的协同做“乘法”；需要伪存真的项目做“除法”，以督导职能部门各司其职。
总的看，中国音乐研究的现状值得思考：学术研究应遵重并敬畏传统，研究方法应中西合璧、取长补短；课题设置与招标，应尽可能依靠“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做出更为合理的布局与反思；学术会议的申报与审批，应更加严格、合理，以避免大量毫无意义的选题重复；音乐类“非遗”的管理应与时俱进更加合理。

四、音乐教育
      【教育现状】从大环境看，专业音乐教育“大一统”的时代似将终结。一本教科书哺育几代人、通吃一大片的学统时代不再受年轻人的青睐。求大求全（高大全）的时代已经被互联网＋的审美时代所替代——微商网商的崛起就是明证；从小环境看，各个地方院校教师职称评定所需要的“要件”，也迫使以往经典、传统的教科书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不再作为指定教材）。在前述背景下，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日渐得到尊重和认可。当下世界早已经进入各国或各民族音乐文化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时代。近年来，在互联网+的驱动下，专业音乐教育逐步普及。首先，专业音乐教育逐渐摒弃“匠人”式的单一模式转而注重“巨人”式的多元综合模式。此以刚刚修订的中国音乐学院办学目标为例，该院认为：“建构中国音乐体系，办学理念应秉承：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12 个字。通过彰显传统文化自然本真、含蓄悠远、生生不息的高雅气质，使中国音乐独秀世界之巅，绽放百姓人家。同时塑造人文底蕴深厚、行为举止阳光、音乐艺术精湛的综合人才。”[32]这个表述将音乐与国学、音乐与文化、音乐与传统等做了较好的诠释与勾兑。其次，音乐教育逐步认同或面向多元文化传承模式。众所周知，专业音乐教育是音乐教育的核心部分，既肩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职责，也承担着培养音乐人才、树立音乐价值、提高音乐素质、教习音乐知识等重要职能。再次，少数民族地区音乐教育逐渐重视“乡土教材”建设。一方面，注意收集第一手的民族民间原始素材，以及切身感受最淳朴、最自然、最原汁原味的民族音乐文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音乐教育问题，日益受到音乐界与教育界的重视。各地、特别是民族地区的音乐艺术院校，正在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开展少数民族音乐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积累了许多经验；最后，是音乐考生的理性回归（音乐院校理论专业考生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可谓近年专业音乐教育一大亮点。
        【问题评析】限于篇幅，仅做提示。其一，个别高校招生盲目依旧，高考补习乱象丛生、鱼龙混杂。其二，音乐院校毕业生与日俱增，但学位论文质量大幅跳水。其三，许多个人或集体主办的音乐（本硕博）考试辅导缺乏应有的行业监管——且多具误人子弟之嫌。其四,各级各类考级仍然盛行，但有的例如钢琴考级目的及动机值得玩味与甄别[33]。
       总的看，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体量庞大，但质量缩水。为此有人认为：在中国的音乐学院里，人们学不到“中国作曲”，“中国作曲”的理论也脱离了它本该成为的样子。于是，结局显而易见：几乎所有从中国的音乐学院毕业的作曲家只会“说”“西方的音乐语言”，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在音乐中讲中文”。所以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他们极力地宣称自己的所作所为代表着中国文化，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作品的听众依旧少之又少，在中国是这样，在国外也是如此[34]。此转引的虽然只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一家之言,可在某种程度上此种旁观者的“清”值得专业音乐工作者们重视。

五、音乐评论
      【评论现状】近年来，一直困扰音乐评论事业的几大症结开始出现松动迹象，但是随之而来的现象也令人忧思：首先是“跑马圈地”开闸。近年业内新一轮机遇使得各级各类协（学）会相继成立，各级各类“基地”纷纷挂牌。如此种种，均使得缺失已久的音乐评价体系得以重构、音乐评论品牌创立成为可能。其次是“大评小评”不断。各级个类评论（比）可谓铺天盖地、令人眩晕[35]。其中有国家（通常隔年一评）、集体（各级各类学会、协会、促进会）、个体（各种琴行、培训机构）的行为，更有三五志趣爱好者零时拉起的“草台班子”。尽管如此，“赛事”名目繁多的表象也乍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繁荣景象。
     【问题评析】有论无评或只褒不贬或盲目吹捧现象始终普遍甚至泛滥成灾。例如音乐家们常被冠以“几大”（多见三大或十大）后，捧杀或棒杀、捧喝或棒喝均会接踵而至：要么翻手为云内容一派大好，要么覆手为雨业界集中声讨，诸多现象真乃“想说爱你不容易”。究其缘由可谓因果多多……近年来，人们共识：这是一个不可能产生大师的时代，这是一个圈地为王的时节；我们看到：乐评界愤青之后愤老频现，使得某些客观的表达变质满纸的口淫，某些公允的评判往往诱发受评人满脑的意淫。具体表现为：第一，自说自话或自我标榜。作品评述，内容介绍在与创演单位、创演者或评论人、媒体记者间相互“勾兑”后，或彩旗飘飘溢美之词大于言表。于是乎“瓷殷子”（讨好）者自然大有人在，要么过度谄媚，要么流于媚俗，诸如此类的“产品”由于常常见诸报端而使得音乐评论往往变质卑贱的传声筒，或失去其应有的公信力。第二，只能表扬不能批评。例如纳西古乐与赫哲民歌风波等等……第三，评论套路多有定型。例如各种乐评、书评、人物传评等较多如此。均以一得之见或一家之言开头——中间全文集中表扬——常以“瑕不掩玉”聊聊几行收官以示论后有“评”。再如近年“一场‘戏外戏’打破了歌剧界长久的沉寂，围绕歌剧《运之河》，舞台下乐评人与作曲家之间几个回合的‘笔仗’，似乎要比舞台上的烽烟火药味更浓烈，这是近年少有的现象。一部新戏上演后，万马齐喑毫无反应，那才是艺术创作真正的悲哀。”[36]不过此案例也让我们期盼且看到了乐评的胚芽。第四，创作第一，表演次之，理论垫后。我的创作你懂吗？表演技术你会吗？都使得理论指导实践充其量成为一种美丽的传说（意淫），这似乎也成为近年被评论者反唇相讥的法宝。当然，大凡人类的艺术，早先只是一种实践，理论与评论的介入是最后来的事情。因而我们建议：多实践，少评论——尽管干得越多，被议（评）论的几率也就越大，但这也比只说不练或多说少练的“理论练家子”们凭冀“五淫”[37]寻求一时之快和意念满足强得多。第五，各种现象层出不穷。例如：小泽征尔听“二泉映月”是否说过需要“跪着听”？是想跪，还是跪了等“文化误会”[38]被重新提及并在圈内纷嚷一时；第六，“双簧”式评述逐年递增。此指老师与学生、朋友与师门间的相互品（吹）评（捧）现象：学生被老师指定“作业”（一般评老师的著作、教材、论文、观点等）或老师评学生（类似序、拔、后记）等不一而足，间或亦会有批量朋友间的相互捧喝。最为常见的是利益关联者或共同体的“灯下黑”行为。如此种种，一时间使得乐评界你来我往，你上往下；你进我出，我进你退；彼此相安，一派祥和。
       总的看，音乐评论这一古来有之的形式，近年来得到高度的关注。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时代所需，二是个体所求。乐评界上述“大拨哄”现象，既为各级各类学（协）会的生存找到合理空间，也为评奖找到了足够理由。但与此同时，一年一评的“密度”也使得各种“评奖”奖项的含金量丧失殆尽，因而“以务实的作风稳步推进音乐评论事业的发展”兴许才是音乐评论未来需做的功课。

六、音乐交易
      【交易现状】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数字音乐市场已经正式进入版权时代。根据《2014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2013年中国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到4.53亿。但国际唱片业协会2014年颁布的《2014数字音乐报告》中，我国2013年数字音乐的收入仅为8260万美元（5.12亿元人民币）[39]，可见其取得的进步一目了然，令人欢喜：其一，数字音乐发展迅速。2016年11月8日，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在京正式发布《201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正式宣布2015年中国音乐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3000亿大关，达到3018亿元；从音乐行业核心层各细分行业对比，数字音乐产值占比74.88%，同比略有下降，音乐演出产业、版权经纪、音乐图书出版在结构性调整趋势中则有所上升；音乐演出产业2015年接待观众2241万人次，同比增长10.26%。该报告还认为，中国音乐产业主体规模稳步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以优质原创内容为核心、以突破产业边界为路径、以分享经济为纽带的“音乐+”发展模式成为音乐产业发展的新生态，“创新、跨界、融合”成为2015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的新气象[40]。其二，音乐著作法规渐全。自1991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来，著作权保护体系逐步纳入我国司法实践。但25年以来，仍然有诸多内容未及其中，例如民间文艺作品——尤以音乐作品的口头性、变异性、集体性、传承性、特殊性等的“瓶颈”，没能形成健全的保护条例[41]；与此同时，业界对音乐版权的关注正逐渐加强。众所周知，音乐版权在其“产业链”中既重要但又脆弱，因而不论唱片、演出、创作、表演、网络，还是政府主管部门都应全体动员齐抓共管，并且制定具有全新操作性与可行性的法律法规。
     【问题评析】其一，卖音乐比做音乐难[42]。演出仍然呈现冷热不均的现象，例如流行音乐、音乐节等市场看好，古典音乐市场不温不火。“2015年音乐类演出市场规模达到150亿元，同比增长4.8%。票房总收入为45.55亿元。其中各类大中小型演唱会的票房总收入29.72亿元，音乐节票房总收入3.48亿元，剧院音乐类演出票房总收入11.72亿元。大型演唱会仍然占据音乐类演出市场中的最大份额，但小型场馆的演出开始受到重视和青睐。同时，互联网资本的介入、线上直播的常态化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提升，正改变着音乐演出市场的运作机制和模式，资金和人才的持续涌入也将使音乐类演出市场的未来生机勃勃、发展潜力巨大。”[43]其二，实景演出泛滥谓灾。据“印象系列”之后，各种以实景为卖点的商演层出不穷，这在给各地方带来收益之同时，也助长了演艺行业同质化势头。其三，音乐盗版势头不减。随着数字音乐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互联网盗版行为也逐渐增多，另一方面网络进口音乐中的文化安全危机也渐次显现。众所周知，盗版既伤害了广大音乐创作者的创作热情，也严重影响了音乐行业的持续发展。盗版不但给唱片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中国乐坛蒙上一层阴影——中国音乐交易以及数字音乐版权保护亟待立法！因为加强中国数字音乐版权保护首先应该完善的就是数字音乐版权制度[44]。
       总的看，近年文化产业迎来高速发展，而培育文化消费也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和转型升级新的支撑点。有分析指出，我国文化娱乐消费潜在规模大概为4.7万亿元，而实际消费只有1万亿元左右，中间仍有3万亿元缺口，还有很大可供挖掘空间[45]。有创作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民族、时代的高度上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对文艺工作作了非常重要的讲话。这是高屋建瓴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所作的重要讲话。讲话是我国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纲领性文件，听了以后深感振奋、备受鼓舞”[46]。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尊重专家与学者不再是一句空话的时候；当个性化的合理诉求能得到一定的满足的时候；当民族或国家利益高高至上的时候；当大家都能以一颗平和之心对等善意批评的时候，那就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节日，也是音乐现状与问题评析的春天。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音乐家协会.2014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J].音乐传播，2015（2）。
[2]中国音乐家协会.2015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一）[N].音乐周报，2016.8.24（第B05版）。
[3]中国音乐家协会.2015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二）[N].音乐周报，2016.12.28（第B06版）。
注释：

[1]本自然段转引中国音乐家协会.2015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一）[N].音乐周报，2016.8.24（第B05版）。

[2]仅以国家大剧院为例，2014年共演出歌剧22部84场，其中大剧院制作16部74场演出、外邀6部共10场。详见王纪宴.2014年中国歌剧、音乐剧发展概览[J].黄河之声 2015年第24期，第109页。

[3]盛宗亮，旅美华裔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曾获麦克阿瑟天才奖。主要代表作有《红楼梦》《中国梦》《痕》《南京啊！南京》《月笛》《红绸舞》《藏舞》《凤凰鸟》等。

[4]盛宗亮、赖声川、叶锦添等演绎的红楼梦在西方歌剧舞台首秀，该文认为：打造这部歌剧的班底可谓是一支“梦之队”：剧作家黄哲伦写脚本，他更多着眼于用行云流水的英文版本来说故事而不是再现曹雪芹原作中诗意盎然的语言。台湾剧作家、导演赖声川所做到的就是让歌剧演员有板有眼地站在叶锦添设计的精致布景前演唱——后者曾因《卧虎藏龙》而斩获奥斯卡奖（www.douban.com/note/582307852/）。

[5]鲍元恺，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天津音乐学院教授。长期坚持“人写，写人，为人写”的原则，把“以西方音乐形式展现中国传统音乐”作为创作重点。其作品由DG、EMI、PHILIPS、DECCA、雨果等多家机构出版唱片并在海峡两岸各大城市和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东西欧洲和南非，由国内外交响乐团演出。代表作《炎黄风情中国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1991）《纪念》(2004)《禹王》(2009)《台湾音画》(1996/2000/2006)等。

[6]详见梁茂春.鲍元恺现象漫论[J].艺术研究，2014（3）。

[7]伍国栋.鲍元恺音乐创作的“民族语言”——从《炎黄风情》谈起[J].人民音乐，2014（4）。

[8]详见郭昕、野熊.人写写人为人写——《炎黄风情》国交音乐会后访作曲家鲍元恺[J].音乐时空，2016（9）。

[9]王西麟，作曲家，1949年9月参军，加入解放军十一师文工团，在军中学会演奏手风琴和铜管乐器﹐并自学乐理和乐队配器。1955年被送到北京中央军委军乐指挥专科学校学习军乐指挥, 1957退伍并考入上海音乐学院主修作曲，师从丁善德、刘庄、瞿维、陈铭志。代表作有《云南音诗》（1963）以及六部交响曲及其他体裁的交响乐作品、交响合唱、小提琴协奏曲等50余部。

[10]高佳佳.王西麟交响乐作品主题研究[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13（1）。

[11]王西麟.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J].人民音乐2004（1）；论艺术家的道德建设、人格建设和人文建设——评郭文景的反批评[J].福建艺术，2006（6）。

[12]马波.赵季平电影音乐创作论(上下)[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5(1-2)。

[13]转引曾田力：影视剧音乐艺术啊[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

[14]参见、转引隗瑞艳.民乐创作：一手传统，一手现代？[N].中国文化报，2014.6.24（第005版）。

[15]参见王磊.试论中国流行音乐创作中的民族化元素[J].音乐创作，2014（9）。

[16]摘自周凤婷.崔健：摇滚30年[J].中国新闻周刊(第775期)。

[17]参见、转引张帆：音乐节目为何越来越娱乐化？[N]天津日报，2016-03-25。

[18]转引蒋力.歌剧创作不该“赶活儿”[N].音乐周报，2014-06-04。

[19]转引自京华网2016年北京演出市场票房突破17亿元（beijing.jinghua.cn/20170104/f268638.shtml）

[20]中国音乐家协会：2014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J].音乐传播，2015（2）.

[21]详见相关院校专业网站。

[22]据不完全统计，仅2014 年首演的原创歌剧有：《貂蝉》（崔炳元作曲，4 月兰州）、《八月桂花遍地开》（王原平等作曲，5 月武汉）、《高山流水》（莫凡作曲，6 月武汉）、《骆驼祥子》（郭文景作曲，6 月北京）、《运之河》（唐建平作曲，8 月南京）、《彝红》（刘党庆作曲，8 月成都）、《中华儿女》（金湘作曲，9 月天津）、《雪原》（徐占海、郑冰作曲，9 月沈阳）、《一江春水》（郝维亚作曲，10 月上海）、《娜拉》（杜薇作曲，10月天津）、《冰山上的来客》（雷蕾作曲，12 月北京）等；原创音乐剧有：《锦绣过云楼》（金复载作曲，6 月苏州）、《元培校长》（［美］王宗贤作曲，12 月北京）、《聂小倩与宁采臣》（三宝作曲，12 月东莞）等多部，呈现出一派丰收年景。转引自中国音乐家协会：2014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J].音乐传播，2015（2）第5页。

[23]选秀节目成功的同时就意味着流行音乐产业的衰败。“躺着中枪”的不仅仅是中国流行音乐，“跑偏”似乎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的突出问题，“山寨精神”不断受到获得即时利益的公众追捧。详见、转引：中国音乐家协会.2015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二）[N].音乐周报，2016.12.28（第B06版第2页）。

[24]详见《田青教授在民族民间音乐周上的主旨演讲》微信公众号【田青思想馆】（2016.11.16）。

[25]详评可参见中国音乐家协会：2014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J].音乐传播，2015（2）第9页

[26]中国音乐家协会：2014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J].音乐传播，2015（2）.

[27]朱克宁：《年演出50场剧院不足15%，如何成为城市文化中心？》详见其2016青岛国际剧院论坛暨舞台艺术与管理大师班开幕式上的讲话（qoofan.com/read/PnddYXqYnJ.html）。

[28]紫茵.歌剧“热”持续升温[N].文艺报，2015.2.2（第004 版）

[29]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周（mzmjyyz.ccom.edu.cn）。

[30]“用西方的定量记谱法来准确记录非平均律和非均分律动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音乐并不可行，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对其进行形态特征研究的理由，正如今天我们解读或翻译工尺谱、文字谱和减字谱一样，尽管它们表述的音乐各异，但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以往时代某些音乐声音走向的大体轮廓。”详见、转引：中国音乐家协会.2015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二）[N].音乐周报，2016.12.28（第B06版第1页）。

[31]以节庆文化作为抓手的案例举不胜数，例如彝族火把节、傣族泼水节、纳西族三多节等等不一而足。

[32]参见、转引刘修兵.专业音乐学院负责人共话“十三五”高等音乐教育发展[N]. 中国文化报，2016.5.16（第007 版）。

[33]我们急需的是既懂演奏又懂经营和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详见宋学军.我们培养的都是教钢琴的人，最后弹钢琴的人在哪里——来自第一届中央音乐学院钢琴音乐节的探讨[N].中国艺术报2015-06-26。

[34]详见老锣.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音乐——中国的希望还是噩梦？载【昭华民族音乐】（qoofan.com/read/kn02KzPWGZ.html）

[35]有很多事实表明，“三评”（即评论、评奖、评选）与创作之间的落差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详见、转引：中国音乐家协会.2015中国音乐艺术发展报告（二）[N].音乐周报，2016.12.28（第B06版第2页）。

[36]紫茵.歌剧“热”持续升温[N].文艺报，2015.2.2（第004 版）

[37]即眼淫（一种戴色眼镜的观听审视），耳淫（一种先入为主的听觉感应），心淫（一种内在存有的不洁之心），口淫（专指各类愤青、愤老的一贯言行），意淫（唯我之恋的达观表述）。

[38]……我的《小泽征尔到底是怎么听的“二泉映月”?》在《音乐周报》发表后，网友“蓝采和”留言道:“可见许多做音乐的人还得接受严谨做人为文的基本教育。”详见吴跃华：给“跪下听”编故事的主流并非音乐人[N]. 音乐周报 2016.12.14。

[39]彭迦信：中国数字音乐市场进入版权时代，详见腾讯公司副总裁彭迦信(2015.1.29)在中国网络正版音乐促进联盟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详见techweb.com.cn/news/2015-02-01/2121083.shtml）。

[40]详见《201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jiemian.com/article/955545.html）。

[41]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章第六条明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业内迄今尚未达成相对一致的共识。故民族民间音乐作品仍以“公有领域”的形态游离于保护机制边界。当下，互联网2.0指数加速式的信息发掘速度对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形成冲击，若单行条例及对应保护机制仍未及时出台，则我们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遗产的公共地悲剧将不可避免。

[42]“卖”此指宣传、营销等行业行为；“做”此含创作、表演等实践成份。

[43]详见《2016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jiemian.com/article/955545.html）。

[44]参见徐沛东：中国数字音乐版权保护亟待立法[N].中国艺术报，2016.3.16（第006 版）。

[45]参见卢扬、王嘉敏. 2016年的那些文化沸点[N].北京商报，2017.1.3。

[46]详见王祖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歌剧创作[N].文艺报，2016.12.5。

（论文原载：《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1期）

论文转摘：中国社会科学网-艺术前哨
（http://ex.cssn.cn/ysx/ysx_ysqs/201702/t20170224_3428696.shtml）
论文转载：《新华文摘》（数字平台）2017年第11期
（http://www.xinhuawz.com/knReader/Default.aspx?type=2&doi=cd4a7705-a114-4849-9a7c-42dcb61d85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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